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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编者按等】 编者按：1969年年初，15岁的习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，直到1975年10月离开。这七年，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，一起挑粪拉煤，一起拦河打坝，一起建沼气池，一起吃玉米“团子”。他后来深情地说：“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。最大的收获有两点：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，什么叫实事求是，什么叫群众。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。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。” 本报从今天起，刊发“习的七年知青岁月”访谈录，敬请关注。

　　王宪平：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，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(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)的。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，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。到了文安驿，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，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。当时，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，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。我们大队(即现在的行政村)分到十五个，其中四个女知青，十一个男知青，包括。他瘦瘦高高的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，有大烩菜，有玉米团子。饭后，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。

　　王宪平：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，后来就逐渐熟悉了。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，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。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，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。他们最先接触的，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。我本人也是知青，早几个月就回来了，但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是返乡知青，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，在县里上初中，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，又是回到老家插队，和父母、乡亲们在一起，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。

　　我经常到的窑洞去做客，也经常看他的书，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，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，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。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，我还比他年长几岁，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，我与的见识、知识面，都有很大差距。然而，非常谦虚，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，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、谈天说地，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。

　　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，吃完饭就看书，到了晚上，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。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，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，瓶口插个铅筒筒，再插上灯芯，点燃了照明。就拿本书，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，因为离得太近，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、鼻子上都是黑的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，困得不行了才睡觉。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，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“文化人”的活儿，所以我和之间就更容易沟通，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，白天我们一起劳动，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。

　　当年，我们都是十几、二十岁的小伙子，精力旺盛，白天干一天活儿，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。我们点灯熬油，拉话，讲故事，讲笑话，有很多共同语言。那时候，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。我因为皮肤黑，小名就叫“黑子”，一直叫我“黑子”。1970年9月的一天，我去住的窑洞拉话。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：“黑子，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，你能看上不?”我说：“咋能看不上呢?你送给我，我就拿上。”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，一直都保存着。

　　王宪平：是的。当时包括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，种地、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。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，比他们强一点，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。所以那时候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，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(用土坝抬高山口，平整山谷里的土地，形成坝田)，在山上修梯田，不干庄稼活。陕北山多地少，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，能多打粮食。干活很卖力气，肯吃苦。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，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，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。

　　比如打坝，当时没有大型机械，挖掘机、打夯机全都没有，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，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，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。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，也没有手套，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，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，一天的功夫，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，第二天再干活，水泡就磨破了，开始流血。但是不管多累多苦，能一直拼命干，从来不“撒尖儿”(延川方言，本意是“耍奸儿”，即偷奸耍滑，偷懒)。

　　像这么苦的活儿，干两三个小时，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。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，就捉对儿摔跤，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。有一次，我和摔跤，因为他比我小三岁，力气上不如我，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。虽然输了，但他这个人很倔强，就是不服我，还要和我比试。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，他也没能赢我，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，一有机会就要跟我“切磋切磋”。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，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。

　　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，把他们当成自家人。我还记得一件小事：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，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，跟关系很好。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，有一次回家，带回来一两斤大米。当时在陕北，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，逢年过节都吃不上。李印堂把米撂下，跟他娘说：“娘，蒸了米饭，给也尝尝。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，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，她盛了一碗，然后跟李印堂说：“你赶紧，趁热给端过去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回到村里，去看，他跟我说：“黑子，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!”我说：“嘿，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?”说：“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，可把我吃香了(延川方言，意即我吃得真香啊)!”

　　我还劝他们说：“你看，做事一向稳妥、可靠，他啥时候胡来、蛮干过?他是外来的，不是咱梁家河人，却能当咱的书记，给咱当这个家。他每天辛辛苦苦的，带领大家劳动，他下的力气最多;回到家里，他又要洗衣服、做饭，很不容易;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，付出得更多。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，受这大苦，图的是啥?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，吃饱肚子吗?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，还可以存起来，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?你们当老人的，在村里有威望，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。”

　　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，确实很坚固，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。一到雨季，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，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，所以这个坝很牢固，坝顶的大片土地，一直在生产粮食。在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，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，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，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。后来，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。坝顶的土地，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、最平整，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。

　　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就志存高远。但他的远大理想，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，走到多高的位置，而是看似平凡的“为老百姓办实事”。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，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：“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，我就有个想法，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，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。”当时我听到这句话，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，心里非常感动，眼泪差一点掉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：咱们的理想，今天确实是实现了。

　　2002年5月，我听说逝世的消息。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，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发了一个电报，表示哀悼。几天后，给我回了话：“电报收到了，非常感谢！”要知道，在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曾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。后来，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，而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，并且在入党、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。慢慢地，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，都替他着急，可是他并不着急，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，打淤地坝、修梯田、办沼气……一干就是七年！村里的人都说：“真没想到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，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、打淤地坝！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！”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，是受苦受难的七年，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。在这七年里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：“干在实处，走在前列。”

　　石春阳：最初很难适应。他们这些知识青年，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，接触的人多，见的世面广，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，住土窑洞，干农活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肯定不习惯。在农村，吃得很差，吃不惯也吃不饱。上很脏的茅厕，冬天冷，冻，夏天臭气熏天，苍蝇蚊子骚扰不断。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，几个知青躺成一排，挤在一个炕头上。这么艰苦的生活，这么大的落差，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，显然不太现实。

　　办沼气，办铁业社、代销点、缝纫社、磨坊……当我们的村支书，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，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。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，比如教育、安全保障、医疗保障、公共服务，本身是不盈利的，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，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。人民生活得幸福，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，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，为国家建设出力。国家建设得富强了，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　　取得的那些荣誉，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。在的时候，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，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。这回走了，我一上任，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，甚至成了落后者，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，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。因此，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，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。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，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“真经”。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，我得办好。在现实中，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。陕北这个地方，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℃，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，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，一有了裂缝，沼气池就会漏水，不产气了。

　　2015年春节前夕，和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。还没到村口，就提前下车了，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。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，站在坝边看了好久。冬天的坝地上，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。问我：“随娃，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?”我说：“高一些，而且更好管理。”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，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，看到都没什么问题，他就放心了，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，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。

　　又问我：“咱们山上现在有啥?”我告诉他，这几年，陆续都栽上了果树，有的开始挂果了。很高兴，就说：“那咱们上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路不太好走。”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慢慢上。”到了山上，看到了果园，问：“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?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?”我说：“效益还不错，只要有销路，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。”又问：“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?”我回答他：“不算很高，比如一亩地的果树，不算人工成本，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，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，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，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。等树越长越大，到了盛果期，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。种粮食就差远了，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，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，也就收入几百块钱。”

　　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，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，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。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，在附近住了下来，住的地方没有床，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，睡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，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。第三天，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。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，用大笼屉蒸的白馍，还有猪肉炖菜。知青们围成一圈，蹲在院子里吃。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后来，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，回想起那顿饭来，真是了不起。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，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。

　　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，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。当地老百姓很淳朴，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，都说是“中央来的知青”，“毛主席身边来的人”。吃完饭以后，开始集合，念名单，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，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。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，我们就给人家递烟。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，都是双手接烟的。当时，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、中华，也有大前门。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，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。

　　王燕生：其实这是一个误会。我们下乡时，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、用的。有人带了面包，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，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。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，人吃了会拉肚子的。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，随便乱跑，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。刚到梁家河时，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，接触少，互相不了解情况，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。后来，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，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。

　　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，也没有说明白，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，家里回信就猜测说，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到了后来，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。在陕北农村，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，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，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，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，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、繁殖。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，北方农村的老乡，一年到头也不洗澡，冬天穿着大棉袄、大棉裤，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、跳蚤。后来我们告诉老乡，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，他们还不相信，不停地说：“我们咋没事呢?”其实，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，身体对虱子、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。

　　我们都想洗澡，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。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，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。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，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。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，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，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，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。后来到劳动的时候，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大娃娃，也都快成大人了，咋能在村里光腚呢?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!”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，我们就解释说：“我们哪敢光腚，都穿着游泳裤呢!”她们都一脸茫然，说：“游泳裤是啥?”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，像城里那种游泳池，她们没见过。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。

　　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，但还要靠自己劳动，不仅要去拉粮食，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。我们费很大劲，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，有麦子、玉米、小米、高粱等。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，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，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，加工粮食。比如玉米粒，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，煮粥吃;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，可以做团子吃。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，赶不好毛驴，拉不好磨，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。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，比如小米不用加工，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；玉米，碾一碾就能吃了;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，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。

　　王燕生：刚到梁家河，我们就在基建队，主要任务是打坝、拉土，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，干得不熟练，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。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，如果掌握不好技巧，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。起初，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。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，立起来有一人多高。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，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，而木头扁担特别硬，没有形变，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。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，把水挑回住处，再倒进水缸。刚开始，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，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是掌握不好平衡，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；二是肩膀受不了，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，从井边到窑洞，不算远的路，要歇好几次。几趟下来，肩膀就被磨破了皮。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，还是要去挑水，磨破皮的肩膀辣地疼。

　　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，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，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。挑粪的筐比较浅，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。我们挑着粪上山，不但路远，而且还要走那种“之”字形的羊肠小道，山路又窄又陡，所以劳动强度很大。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，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，尽量走快一些，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，再干后面的活，就没有什么力气了。慢慢我们就发现，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，而是慢悠悠的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，就像长跑一样，不能一开始就冲刺，必须要保存体力。

　　夏收的时候，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，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，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。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，往回挑的时候，扁担一头担一捆。挑麦子更累，一是因为距离远，路不好走;二是因为无论多远，中间都不能休息，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，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，麦穗就会散落，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，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，损失是非常大的。所以，挑麦子只能换肩，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。五里山路，挑着麦子，经常要走一个小时，那也算是快的了。

　　1970年，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，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，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，在特别认真地听。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的名字。当时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。他这个人比较坚强，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，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，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：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，至今仍命运未卜;母亲也过着受审查、挨批斗的生活;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;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……这些，对于他，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